【原文】

杨朱曰：“丰屋[1]美服，厚味[2]姣色，有此四者，何求于外？有此而求外者，无厌之性。无厌之性，阴阳之蠹[3]也。

“忠不足以安君，适[4]足以危身；义不足以利物，适足以害生。安上不由于忠，而忠名灭焉；利物不由于义，而义名绝焉。君臣皆安，物我兼利，古之道也。

“鬻子曰：‘去名者无忧。’老子曰：‘名者实之宾。’而悠悠[5]者趋名不已。名固不可去？名固不可宾邪？今有名则尊荣，亡名则卑辱；尊荣则逸乐，卑辱则忧苦。忧苦，犯性者也；逸乐，顺性者也，斯实之所系矣。名胡可去？名胡可宾？但恶夫守名而累实。守名而累实，将恤[6]危亡之不救，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？”

【注释】

[1]丰屋：高大的房屋。

[2]厚味：味道甘美的食物。

[3]蠹（dù）：蛀蚀器物的虫子。

[4]适：往往。

[5]悠悠：形容众多。

[6]恤：忧虑。

【翻译】

杨朱说：“高大的房屋，华丽的衣服，甘美的食物，娇艳的女色，有了这四样东西，还要向外追求些什么东西呢？有了这些东西还要向外继续苦苦追求的，就是贪得无厌的本性。贪得无厌的本性，是损害阴阳之气的蛀虫。

“忠诚不足以使君主安逸，往往会危及自身；道义不足以让外物受益，往往会危及外物的生存。使君主安逸不是出于忠诚，那么忠诚的名声就消失了；让外物受益不是出于道义，那么道义的名声就灭绝了。君主与臣下都得安处，外物与自身同时有利，这是古代的行为准则。

“鬻子说：‘摒弃名声的人没有忧愁。’老子说：‘名声是实体的附属。’然而仍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停地追求名声。难道名声本来就不可摒弃吗？难道名声本来就不能当作附属吗？现在，有了名声就尊贵荣耀，没有名声就卑贱屈辱；尊贵荣耀的就安逸快乐，卑贱屈辱的就忧愁苦恼。忧愁苦恼是违背人的本性的，安逸快乐是顺应人的本性的。这样看来，名声又确实是实体所维系着的。名声怎么可摒弃呢？名声怎么能作附属呢？只是应该厌恶那些死守名声而损害实在的啊！死守名声而损害实在的，将整日忧虑世事危险败亡而无法拯救，其痛苦难道仅仅是在安逸快乐与忧愁苦恼这二者之间吗？”

【解读】

《杨朱》，又称《达生》。“达”指通晓、通达，“生”指生存、生命，“达生”，就是通达生命的意思。怎样才能“达生”呢？文中强调的就是“厚味、美服、好色、音声”，只有获得这些并尽情享受，才能充分满足性情，才能充分愉悦耳目，这也才能称之为“达乎生生之趣”。杨朱的学说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，他指出：生和死乃是一种自然现象，它是一气之暂聚，一物之暂灵。生不能因爱之而永生，死不能因恶之而不死。两者相比，生之不易，应该倍加珍惜。这种贵己乐生全性保真的思想，在视个人生命如草芥、禁欲主义横行的时代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。既不要以穷损生，也不要以富累生，一切顺应自然之性，物既养生自当用之。但是这个“用”要有个限度，不能贪得无厌，要不羡寿，不羡名，不羡势，不羡货。物质方面只要有“丰屋美服、厚味姣色”，满足生命的需要也就可以了。有人把这种合理的生命需要一概诬之为享乐主义、纵欲主义是不公正的。从孟子开始攻击杨朱是“损一毫利天下而不为”的极端的利己主义的同时，却忽略了他“悉天下奉一身而不取”的不计较名利的一面。可贵的是《列子》八篇中保留了《杨朱》这一篇，从而为研究杨朱贵己、珍惜生命的思想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资料。

对于《杨朱》一篇，传统的看法是，它鲜明地提出了享乐主义、放纵主义的人生观，强烈地反映了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荒淫纵欲思想情绪。这种传统看法有一定道理，但是尚不全面。首先，《杨朱》明确地否定君臣纲常、礼义教条。明确指出，应该让君臣之道止息，认为礼义是伪名，不过是追逐个人荣利的遮羞布。其次，他主张人按照自然的天性生活以及处理人际关系。认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应该是“不违自然所好”。它强烈地抨击了那些为寿、为名、为位、为货的行为，热烈地倡导人与人之间“公天下之身，公天下之物”的关系。只有抱着这种生活态度和这样处理人际关系，才能保持人的天性，进而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。再次，对当时的丑恶现实是厌恶的，是极具批判锋芒的。它指出，名声是虚伪的，并以古讽今，对子产准备私授其弟以禄位的事情，实实在在地嘲弄了一番。“今有名则尊荣，亡名则卑辱”，对于社会的不公平，对于人心的险恶，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揭露和批判。从这些方面看，《杨朱》篇的思想都是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。

当然，它的纵欲享乐，被渲染得太浓重了，消极影响十分严重，这也是不容忽视的。同时它还强调劳动者与富贵者其习性、生活环境生来就不可更移，这就是唯心的宿命观了。